文学研究论文（汇总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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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相传，初唐杰出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过一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家鹅戏水很平常，而七岁的骆宾王却能用简练、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禁不住，我们会对小诗人充满情趣的审美感受发出由衷的赞叹。赞叹之余，我们自然会感到，唤起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培养孩子们的能力很重要。再说，“培养孩子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审美的情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新的'教育理念，也是新时代的育人要求。同时我们也会认识到：美育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教育。
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对美好事物感到惊奇和有趣，这是儿童共有的心理特点。蔚蓝的天空，闪烁的群星，广阔的原野，潺缓的流水，虽然没有生命却是美好的，这些事物对儿童来说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儿童不仅会用惊奇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且会有趣地和它们对话，关心它们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对自然美的观察、感受和表达能力，无疑是与他们平日所受的熏陶分不开的。因为动植物是有生命的，在儿童的眼中，它们和人一样重要。
他们关心动植物的生长和各种变化，并为此喜怒哀乐，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足可以使他们忘掉整个世界，一条蚯蚓也可以使他们感到是最可爱的朋友。这说明，要使儿童真正学会欣赏自然、提高审美能力，在身临其境获得丰富感性认识的同时，还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传授，使他们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其次是要认识到，审美教育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席勒说过：“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这就是审美教育的任务。”儿童对艺术美的感受是从婴儿期开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艺术美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感受也更深了。如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作者围绕小兴安岭森林一年四季景色变化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来描写了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山河的多姿多彩，作者抓住两个特点“美丽的大花园”、“巨大的宝库”进行了描写。
再就是要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不断探索。如课文《草原》中，新鲜的空气，明朗的天空，翠色映目，使人惊叹，使人舒畅；如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描写了物产丰富的南疆风光；如课文《火烧云》，描写了瑰丽梦幻的自然气象……儿童总是感到自然界有许多奥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河水为什么会奔流不息？是谁把早晨的天空染红了？诸如此类既是无穷遐想，又那么富有诗意。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文选文在语文教材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历次教材改革中，教材编写者也都会特别注重对文言文选文的选编。2016年秋季入学之初，部编本语文教材取代原来的人教版，成为全国统编教材并投入使用,教材中文言文选文有大幅度调整。本文将就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选编进行研究，以探讨其新变化，并针对选编提出相应建议。
部编本；语文教材；文言文
笔者对部编本七年级上下册语文教科书涉及的选文进行了如下统计整理。
（一）选文数量。2016年版“部编本”七年级《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分上、下两册，每册有24篇课文，共有48篇课文选入，其中文言文课文12篇（上下册各6篇），占总篇目的25%。课外文言文选文部分，旧教材中课外古诗词背诵每册有10篇，一个年级下来要求学生能够背20篇，部编本教材变为每册8篇，七年级两册书总共是16篇。
（二）选文的作者及年代。选文年代方面，唐代有17篇，宋代10篇，三国有2篇，元代有1篇，南朝2篇，清代4篇。作者身份包括诗人、军事家、政治家、幕僚等，均是所处时代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有两篇或两篇以上文章被选入语文教材，如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各有3首，刘禹锡、岑参各有2首。此外，作家部分还值得关注的是本年级段教材中文言文作者性别均为男性。
（三）选文编排。2001年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课内古代诗歌是0篇，上册是4篇，这一比较中，可看出当时上下册的古代诗歌安排是不均衡的，部编本教材上册是4首，下册是5首，不仅在上下册之间取得了平衡，也体现了一个学习的渐进性，从4首到5首，对学生的要求在螺旋式上升。
（一）选文反思及建议。通过分析，笔者发现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能够较为广泛地吸纳中国文化精髓，总体而言，在文言文作品年代的选择上做到了考虑时代特质、作品价值，但是在传统文化的体现上还略显不足，存在“厚今薄古”的嫌疑。上下两册教材中均没有选入“先秦两汉”文学，似是有“除了唐宋，别无其他”的论断，固然，唐宋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但其他年代的作品对于学生了解文学的演变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且其他时代的作品也不一定比唐宋作品差。此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作品选文作者的性别都为男性，时代进步了，男女平等，同样教材也应该更新观念，选入一些优秀女作家的作品对于提升女学生的自信心以及潜意识里渗透男女平等观念是不错的选择，目前选文作家出现的性别失衡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建议：警惕选文的“唐宋中心”，时空范围的扩大化。语文教材文言文选文必须能站在全局的视野去布局。七年级部编本语文教材中“先秦两汉”文学还是空白，扩大选文的时代分布范围对学生了解各个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形成系统的认识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在以唐宋为主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比之唐宋稍早朝代的作品，特别是作为东方文学之滥觞的高峰时段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作品。反对作品“男性化”，作家性别均衡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的选文作者均为男性，这与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低下不无关系，但是在古代文学史中仍有少量优秀的女诗人卓卓闪耀，如李清照、蔡文姬、鱼玄机、薛涛等，虽女作家数量比不得男作家，但女作家的作品从某些方面而言不比男作家差，因此可以选取适量女作家作品补充进来。（二）编排反思及建议。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根据单元主题的需要，将文言文作品分散地穿插编排在其他作品中（除诗歌单元外）。通过文言文作品编排顺序、课程安排和练习编排的分析来看，穿插编排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穿插编排，会造成一种误读，即文言文作品的编排只是为单元主题服务，而忽略了文言文作品的特殊性。文言文作品的编排缺乏系统性，学生对文言文作品的认识就是零散的、片面的，学生也难以真正体会到文言文作品的更深意蕴。建议：按照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顺序进行编排。这种编排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系统认识，更有助于学生全面建构关于古代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框架。同时也可选定特定主题进行编排，或者按照特定的时间、内容主旨、文化意趣、文体、题材、流派和文学思潮进行编排。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七上、七下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3]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七上、七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基本的审美功能。对于尚不具备是非明辨能力的小学生来说，其品德的培养绝大部分来自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影响，所以小学语文教科书在选取文学作品时应该充分衡量选文在审美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选取主旨鲜明的文学作品，易于让孩子们领悟文中作者表达的思想。与此同时，应与儿童不同时期的个性发展需求和特点相结合，让那些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隐含在简单易懂的故事中。首先应让小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领悟作品里所蕴含的人类和自然界无尽的坚韧、包容；其次，对于那些较为典型的文学作品要特别注意人物的塑造，这主要是针对高年级学生，在作品创造时应塑造品质优秀、性格良好的典型人物，让人物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点有助于学生的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小学生的率真和单纯是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其身心发展不成熟，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人物有利于小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
2、体现的个体价值。
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是人本理念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丰富其人生经验。首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文学作品中涵盖大量想象的成分，例如神话童话、寓言故事以及传说等，能够让儿童的想象力得到发展，同时，能够更为有效地开展开放性学习；其次，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孩子们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其生活经验有限，而文学作品能较为生动、形象地反映特定环境下具体的生活经验，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人物不同的人生经历，会产生一些感悟，进而丰富自身的生活经验。此外，孩子们在阅读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还能获得很多乐趣，阅读能够带来愉悦感，阅读不但使读者的灵魂得到滋养，而且读者的思维也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拓展，能有效训练孩子们的想象能力与叙述性思维。
3、体现的社会价值。
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首先体现在能帮助小学生形成美德，小学阶段是儿童性格塑造和美德形成极其重要的时期，文学作品的'引入能给小学生灌输诸如勤劳善良、坚强勇敢等传统美德；其次，培养其科学文化素养，一个人不仅要有良好的性格，还要具备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高年级同学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恰当地引入一些科普类的作品，既可以是科学知识，也可以是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和成长故事，帮助其树立科学理想和培养科学素养。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我国的教学改革不断扩展，教学改革更是培养当代新青年学子的重中之重。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更是我国教育的重点学科。编写教材更应具有时代先进性、创新性、多元化的内容设置，符合学科特色，从而使学生有兴趣学习，培养他们的语文探究能力，更为其全面发展做好铺垫。
(一）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设置与发展阶段
语文选修教材课程的设置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是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突破期。选修课也是一种学习课程的方式，只是它属于通习，给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由。在历史上在几次改革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选修课萌芽，并且良性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开课初期，由于课程类型单一，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和求知欲，也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及全面发展需求，于是，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教学改革，增加了选修课程。不仅有文科、理科，还有公共必修课，但由于一些科目无法实际实行，改革因此中断。探索期，我国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开始认识到苏联的教育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目标。因此，在1963年又开始了教学改革，增添了许多选修课来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其个性、特长发展，像农业技术选修课、历史选修等。当时还未涉及语文选修。发展期，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建设，发展学生的特长，设置了许多选修课，不仅有课外的文章、课文读物，还有一些职业技术课，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兴趣培养。文科、理科都有所侧重,且这些课程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1996年，选修课中包含了语文，并且规定语文为必修课，中外文化读物、乡土文化、口语交际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文学素养、写作素养、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
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较晚，在1991年才进行了语文选修教材的第一次编写，有文言文、古代文学的内容。在江苏省的改革中有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其中有很多古代、现代、中西方文学名著欣赏阅读，并且广泛受到学生的喜爱。在经过了几次改革后，选修教材的内容有书法、民俗、美学、逻辑、中外名著、史话、科学、学习心理、学习方法等。2003年,我国的七个城市携手编写了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增添了诸如演讲与口才、文言文拓展、赏析、实用文应用等。这四种教材也被其他的许多地区广泛使用，是我国地方编写语文选修教材的开始。我国语文选修教材在经历着许多问题的侵扰的同时不断发展了一百多年。
(一）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
国家选修教材所呈现的整体特征是:教材内容紧跟时代的潮流、创新化思维、从内容种类到编写方式皆多种多样，有合编、分编、统编、专编。但也存在缺少精品教材等问题，虽然教材五花八门，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无明显差别，课程缺乏特色，缺少精品课程，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其次，缺少一线的语文教师编写教材，虽然目前大多是由学识渊博的大学专家、教授编写高中初中的语文教材，但他们的专业素养太强，内容过深,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连初、高中的老师都很难消化吸收，学生更是负担太重无法消化，以至于学生不仅学起来枯燥乏味、难以理解，连本该有的实际应用能力也降低了。
(二）校表教材的开发与使用问题
校本教材应该大体上和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相一致，选修和必修相对应，校本教材的理念、理论应和选修教材相一致。但在实践过程中，校本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校本教材的开发过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故意迎合，价值观不端正;其次，校本教材过于重视学校特色，涉及面不广；第三，校本教材大多是按照教师自身的想法、特色去编写的。总之，校本教材的标准、教师是否够资格去编写、教材成本高且没有相对应的评价标准等都成为校本教材开发的阻力。
(三）对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及使用建议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选修教材的数量、种类，増加精品化、有特色的课程；二要正确处理好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注意二者的联系衔接和拓展;三是在编写的内容上应符合学生的兴趣及学习需求、学校的文化教育特色，提升编写教材的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并保证编写课程内容的科学化、严谨化，不断更新完善教材的内容。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提高专业能力，具备良好的编写教材的能力，并且能使教材有趣生动又有可学性，能适应不同环境下的学习需要，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就业发展也能提供帮助。
高中语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论文
摘要：高中语文的学习对于学生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如今，在新课程的改革与实施下，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新时代多媒体等把学生置于课堂的主体已成为当前语文教学的主要方式，语文课堂也出现了较大的改动。新课程提出了自主、合作与探究的新理念，要求改变传统古老的教学方式，从而适应时代与学生的要求，自主学习也受到了很多学校的重视。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成了高中语文教师探究学习的新形势。
对于语文这门课来说，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起引导作用，尤其是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学生已经拥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对一些知识或现象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这个较为活跃的时期，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当前，在许多高中语文课堂，师生一体、师生结合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因此，做到尊重学生和鼓励学生是教师在高中语文课堂中应尽力做到的。让每一个学生积极、乐观，成为自主探究学习的人才，是高中语文教师的目标与宗旨，而要让学生做到这些，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要从自身出发，首先改变自己的学习观念，这样在学生心中才能树立威信，同时有足够的能力引导高中学生。对于每位高中学生来说，通过积极主动、自主创造性学习达到探究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学习的关键。所以创造自主探究高质量的学习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激发动机、培养兴趣。
没有兴趣就不会自主探究的学习，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是高中学生最为重要的学习方式。高中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时间紧张，让学生对语文充满兴趣是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的前提，也是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高中语文教师，要从高中学生的基本特点出发，找出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有计划有目的引导学生学习，加强他们的自主探究以及合作学习能力。例如在讲解文言文时，教师为了避免学生无聊，也为了课堂气氛活跃，就要提前做好功课，把整个文言文了解透彻，包括时代背景、相关人物以及故事情节，这样在课上教师就能随时指导学生，学生在探究提出问题时也能游刃有余，整个课堂自主学习的氛围就会特别好。
二、改变模式、新型教学。
学校的教学方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引领下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对于教师教学来说，多媒体已经成为教学不可缺的一部分，由于多媒体兼具简单与方便的特点，不仅随时能够播放各种音乐、视频以及图片，而且可以完整保存。这对于提升课堂气氛、丰富高中语文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学习任务繁重，在语文课中运用多媒体教学，就能活跃学生思维，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使高中学生加深了他们对于所学语文内容的理解，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同时，在高中语文课中让学生自由发挥，就会极大的增加学生的自信。这样学生就能最大限度自主学习，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制造浓厚欢乐的学习氛围是自主轻松学习的前提。
三、重视探究、倡导合作。
合作学习对于学习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学习方式，因为高中语文内容相对枯燥、篇幅相对较长，尤其是文言文，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这就需要教师提前做好课堂准备，可以提前将学生分成小组，在有疑问或者有心得时可以互相交流，这种小组的合作交流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也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找到学习的存在感，这种组合的新型学习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通过这种合作学习的过程，互相交流，了解了小组成员思考的不同视角，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得到多种观点，从而使整个高中语文课堂充满学习的动力。
四、启发思维、鼓励质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整个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如果有疑问，教师不仅要全力回答学生的问题，更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在语文课中，不论是诗歌、文言文还是小说鉴赏，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看法，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每位学生的观点都不要轻易否定，在其他学生有不同观点的时候，教师也应该积极鼓励，最后在多种观点中大家可以讨论出最有价值的结论。在这整个过程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的过程，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即使是腼腆内向的学生也会被整个教室学习和讨论的热情气氛所感染，自然全班学生在高中语文课中就会充满动力，自主学习的热情就会大大增强。总之，高中语文课堂中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在整个课堂中，教师是最直接的引导者，学生只有在教师的作用下才能自如的掌握自主学习的要领，才能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为了使每个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要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把所得到的资源分享给每一个学生，这样学生就能感受到教师的温暖，在整个枯燥的高中生活中充满热情，从而积极主动，实现自主学习。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一）对语文教材进行创新在编写语文教材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好的语文选修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语文课程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一门学科，其是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然后在编写教材时，给学生及教师更多的选择空间，让学生选择喜欢及需要的教材。
（二）教材种类多样化新课程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定，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新闻与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等，有很多出版社依照新课改的制定进行一系列的教材改编。由编写种类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出版社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重视，不论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整体性发展，多样化教材都是现代教育非常需要的。
（三）教材编制的灵活性在编写语文选修教材时，除了借鉴经典教材之外，还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在编写专题设置的时候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与语言实践内容等因素。另外，还要遵循汉语特点改变编写模式，重视编写的灵活性。编写包括：合编、分编、统编及专编，在编写内部单元的过程中要把各自特点都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综合应用能力。
（四）体现教材内容的时代性语文选修教材的改革要求教材中要具有时代性，要在进行编写的过程中把时代性很好地展现出来，把选修教材与时代性进行整合。例如广东出版社在《论语选读》的过程中，便设计一些教材与时代性内容进行结合：孔子所说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或者，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很好地把孔子时代与现代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五）体现教材“生本”性在编写选修教材的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自主性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及实际应用能力。在编写语言文字和新闻传记教材时，从实际课堂为主，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活学活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一）缺少优质教材目前有超多七十种的语文选修教材，对于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不同的出版社之间的体制要求不同，但是教材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选修教材都是重复使用，多套用，并没有真正体现教材多样化，造成教材资源浪费，很多优秀的教材资源难以实现共享。
（二）编写中缺乏一线教师现在看选修教材都是由一些研究机构的教授及专家之类的进行编写，很少看到有一线的教师参与其中，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语文教材编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新课改的挑战，专家对于现实教学的问题不如中学教师那么了解。翻开现在的选修教材都是学术论文或者研究成果，例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等这些专业性的文章，就容易形成学生的学业压力，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教师要有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何况是学业过重的高中生。
（三）重视“考本”而轻视“生本”在进行教材选择时，都是学校或者教研机构自主帮助学生进行选择，学生没有选择的机会，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完全是学校给什么样的教材就学习什么样内容，完全丧失主动权，连选择选修课教材的权力都没有，如何满足学生对于学生的需求，所以在所谓的选修课中教师都是打着选修课的幌子上必修课的内容，完全没有发挥生本应有的作用。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确保新课改的有效实施。选修课程内容包含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与使用，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新鲜的事物，都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与分析，所以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材编写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提高编写的质量，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以上是我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希望对选修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等多重任务，现当代文学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文思想担负着提升语文“人文性”使命。语文教材是充分反映社会和时代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对学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教学价值。
语文教材；教材选文；现当代文学；语文教学
现当代文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能够充分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特点，也是课程改革的要求，目前现当代文学选文的数量占到总文选的一半，现当代文学对学生知识积累、阅读广度的开拓以及情感培养有重要作用。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中懂得为人处世的哲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提升思想意识。本文针对现当代文学入选教材的状况和教学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新课标》对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要求，主要改变方向是选文要凸显现代化、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教科书编写要突出时代和现代特色，要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但是，目前语文教材针对现当代文学数量和所占比例并没有做出明确要求，根据《新课标》标准，现当代文学应在教材中至少占据一定的比例。判断教材作品的年代归属主要以作家创作的时间为准，其中1917年至1949年7月所创作的作品被称作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作品划分时间点是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入选教材数量要比当代文学要宽泛，目前高校语文教材中两者数量之比接近2:1。当代文学创造背景与当今大学生生活环境相差不算远，容易拉近与学生距离，从而排除由于时间跨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导致学生理解差异和解读困难，讲授这部分内容最容易引起师生共鸣。这种教材编纂结构反映出《新课标》对语文教材编写的要求，目前高校教材中当代文学占整体现当代文学的比例较高，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利于实现语文教学大纲目标。
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媒介与工具之一，也是学生接触语文文本的根本素材，是教师进行讲述的基础，地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校语文教材编写关系到学生学习状况和教师教学效率，教材编写状况显得十分重要，教材编写要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并能够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知识积累，不断提升语言理解和运用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夯实的基础。因此，科学的教材设计是完成语文教学目标的重要基础。语文教材中要具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开拓眼界的内容，要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教材选文内容既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美学素养，也要贴近学生生活。这就需要在语文教材编写中增加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与学生生活背景相似，更加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能够吸引学生关注阅读、激发学习积极性、充分理解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并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积累并提高语言能力，在教师的引领下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学生在面对教材里贴近生活的事例和人物时，会引发对正确人生观的思考，并进而深化到人生与个人理想，促进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因此，现当代文学对学生具有突出的教学价值。
（一）基础语文知识积累和学习方法的培养
《初中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要求是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学习、做好知识积累并夯实学生汉语能力（听、说、读、写），掌握语文学习的科学方法，注重语感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高中阶段语文教学《新课标》则将语文教学目的设定为以学生知识能力的增加为基础，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学习能力。两者要求层层深入，旨在注重对基础的积累，发展到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重点提升语文综合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
（二）促进语文能力的提升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主要以熟练掌握和运用母语为教学重点，要求学生对文字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读取，能够快速、准确、有针对性地阅读文字和理解文字，提升口语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具备驾驭语言进行写作的能力，利用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并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写作。[4]培养语文综合能力具备规律性，是学生完成各项工作所必需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学生通过对教材文选学习过程中能力的培养，而教材中对学生能力提升关联度最高的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学生在对这些选文学习时能够促进语言综合能力提升，达到课程标准要求。
（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语文教学新课标要求“情感态度”是教学重点之一。教师在进行文选教学时要突出学生的情感培养和态度端正的培养方面，这就需要在讲解时充分剖析文选中正面人物形象的精神、态度，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引导学生做人做事的态度，并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对文选中先进事迹的学习不断提升情感和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想做好通过文选进行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就需要教材具有情感和态度培养的典型性，要求在选文章时慎重并坚持原则。目前，语文教材对选文要求既要兼顾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又要具有美学特征，重点培养学生语言运用、欣赏能力、美学素养，并提升对美的感受力与创造力。同时还要兼顾“质”美，要求选文在思想情感上内容丰富、积极向上，引导学生通过细读和教师讲授，能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情感和态度，为学生为人处世、学习实践做好纲领指导。语文教材要满足这样的情感和态度培养过程，文选中现当代文学就呈现出重要意义。现当代文学创作背景、事件、人物形象、精神素质、态度价值观都与学生所处时代一致，更贴近学生生活，不要像外国文学那样存在着地域和文化差异，使学生难以理解，也不要像古代文学那样由于社会体制不同、时代距离较远等不能引起学生共鸣，现当代文学作品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态度是学生需要长期学习和关注的，也是语文教学目标的体现，使学生在对现当代文学学习中能够明辨是非、提高情感丰富性、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语文教学目标达成。
根据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还担负着对学生审美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要求帮助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素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为学生按照个性进行自主发展和自主学习奠定基础。要求学生能够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自主阅读各种专业书籍、欣赏各种文学类型和艺术类型，体会到其中的美感，如音乐、美术、建筑、风景等，使得学生审美情趣充分提升，并应用于各个广阔领域中。
（一）文学作品语言鉴赏
（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
按照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发扬优良传统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学生能够透过作品体会到人物形象的伟岸身躯和高尚灵魂。由于现当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事件和社会背景与学生生活的时代接近，更能够打动学生，使学生在阅读作品后能够体会到作品中所彰显出的灵魂之美，并能够透过文字表象深入发掘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理解和鉴赏。在文学作品思想内容鉴赏中，教师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引导学生能够分析表象深入作者表达情感的本质，解读选文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和蕴藏的深意。例如，阅读鲁迅先生的《社戏》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旧社会等级制度对人民的残害；阅读沈从文的《边城》能体会到作者对善与美的不懈追寻；阅读舒婷的《致橡树》时能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女性独立与追求自由平等的情感；阅读朱自清的《背影》能体会到亲情的伟大；阅读《金锁记》能体会到作者张爱玲对封建礼教的鞭挞、对女性自由的追求与讴歌；阅读郭沫若的《女神》能体会到激昂的文字背后所迸发出的振奋精神；阅读余华的《活着》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在面对困难时态度积极和斗志昂扬，以及对生命的珍爱与赞美之情。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教师引导解析最能引起学生共鸣，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奠定了基础。选文内容的正面价值激发学生对善恶美丑的分辨能力，提升了对积极人生观的识别能力，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语言表达综合运用能力、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审美情趣等多重任务。作为语文教材中文选最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担负着更多使命。对通过现当代文学作品，对促进学生基础知识积累、提升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个人审美情趣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高校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对学生长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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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是儿童,这一事实决定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一般的文学翻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快来看看关于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吧!
语文是一门源于生活的学习科目，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处于打基础阶段，所以小学的语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小学语文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据研究表明，学生成绩的好坏多半与阅读有关系，阅读可以开启人的智力，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求知欲。由此看来，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相一致，儿童文学是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儿童文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思想启蒙的阶段健康的成长发展，这与改革目的相符合，也是小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运用儿童文学开启智力，锻炼能力。
当学生还处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处于形象思维的时期，开始大量接触抽象的字词，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任课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引入思考性问题。例如，在学习《王子与美人鱼》的过程中，笔者在设置悬念中：“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美丽善良可爱的美人鱼的故事”可以换一个说法：“让我们一起学习美人鱼这个故事吧!美人鱼又是怎么样的呢”?以此来激活小学生的联想，从而锻炼其思维能力。另外，也可以引导小学生在睡前读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故事，让孩子能够大方的在老师、同学的面前讲故事，说出自己的理解，这对学生是一种锻炼，是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运用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到五年级是学生语文的转折时期，阅读、作文等重量级的内容成为了学生必须掌握的题型，因此，从3年级开始，老师在教学中可以开始让孩子阅读一些较长的文集小说，是否完全理解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在较长的文字中抓住中心和有用信息。因此，在阅读之前最好给学生提出一两个能够连贯上下文关系的问题，让学生找出文章中使用的修辞手法。针对考试作文题型，如果不是文采非凡的学生，还必须掌握一套写作技巧，所以，老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时做好阅读笔记，把自己认为好的句子，好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等等都可以记下来，能够熟练巧妙的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在此框架上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因此，综合儿童文学，让学生了解写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
阅读儿童文学对学生语文素养有非常大的作用，可以提高识字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各方面的观念都处于萌芽状态，而阅读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他对学生自身品德素养都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老师可以根据通过一些文学故事，让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主人公的品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让学生学习主人公的品质，从而在萌芽的心中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对学生的自身素养的提高有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运用儿童文学为将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运用儿童文学能够对小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儿童文学的引入能够促进任课教师对儿童情趣的挖掘，以便于任课教师在日后课文内容中渗透情趣，从而从语言、神态、活动、处事方式以及行为动作等角度引导儿童。例如，在进行《妈妈的爱》教学过程中，笔者从“妈妈的爱是遮雨的雨伞”等语句，抒发儿童纯真美好情感，帮助小学生能够对文章主旨进行深入感悟，这对其日后在语文学习中找寻学习情趣也是由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例如，在《乌鸦喝水》等教学中，任课教师均要基于儿童发展的视角，以学生年龄段特有的思维进行思考，并深入体会儿童心理，挖掘学生的潜能，从而促进其语文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小学的黄金时期，老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多多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课堂教学进行合理的安排，能够使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的丰富。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任课教师，要给予儿童文学的应用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意识到儿童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并科学的传播和发展文学，使儿童文学理念得到有效的创新，继而形成完善的现代化儿童文化教学理念。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任课教师要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隐身含义进行充分把握，同时，还要灵活运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继而显著提升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为小学生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老师转变观念，不能只按照课本讲课，要引导学生多阅读，把儿童文学融入到日常的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发散思维，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材精选了部分课本剧，这些课本剧以新颖的文体样式，为学生展现了历史故事。学生学习这样的文本，可以通过阅读提示语，认识格式；通过梳理故事，探究情节；通过品词析句，感悟语言；通过表演，活化课文。
语文教学；课本剧；提示语；情节；语言；表演。
课本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般的文本不同，它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环境，人物的关系、活动，都以提示的方式进行展现。人物的语言、举动、神态的描写，经由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来揭示。阅读课本剧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帮助学生积累文体知识，丰富文体视野。如在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一文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独幕剧”，并知道课文的体裁是剧本，只有一幕，是简单的独幕剧。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和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学生经过阅读会发现课本剧的特别之处，比如开头列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另外还有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对于中括号和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都是什么内容？学生通过再读就会知道，中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活动以及剧情的发展，小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括号中的提示语可不可以不写？学生通过认真思考认识到提示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提示语，仅仅是人物的对话，就不知道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人物在对话时是怎样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教学，从文体的外在形式入手，让学生明白了课本剧的表达特点，为进一步阅读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让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为后续的课本剧学习奠定了基础。
故事是以情节见长的，特别是课本剧是适合表演的，其情节也是曲折多变的。独幕剧虽然剧情简单，但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探究故事情节。如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时，在学生了解文体样式特点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文，从人物对话中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故事的情节进行梳理。学生经过探究，梳理的故事情节是：喜欢吃鱼———管家送鱼———拒收礼物。这就是剧本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才让课本剧充满了吸引力，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是比较简单的课本剧，学生容易理清故事的情节，对于比较复杂的课本剧比如《负荆请罪》《半截蜡烛》等，教师更应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让学生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剧本的表达艺术。这会对学生的写作有所启发，让学生懂得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课本剧除了具有特殊的文体教学价值外，还具有一般文体的语文价值。因此，品词析句，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的内蕴应是教学的着力点。课本剧作为以人物对话为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人物的语言、理解语言意味以及言外之意，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例如，《公仪休拒收礼物》以公仪休的语言为核心，理解上的难点不多，集中在“现在我一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这句话，以及他谈吃鱼的那段话。既然公仪休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又说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呢？为什么因为喜欢吃鱼，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呢？学生在对这些语言进行反复的品味中，公仪休的言外之意，语言智慧，清正廉洁的形象等，都在语言的涵咏中得到了挖掘。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公仪休谈吃鱼那段话的理解，教师可在学生读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管家的视角进行迁移：假如管家听到了公仪休说的这段话，回去会怎样跟自己的主人说呢？这样，学生可以对这段话进行转述式的内化表达，从而加深对人物语言的理解。
喜好表演和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课本剧的学习也恰恰吻合了学生的这一天性。学习完课本剧，如果不去演一演，就是一种缺憾。所以，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在兴味盎然的表演中，穿越千年的时空，再现故事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享受语文学习的快乐。如学完《公仪休拒收礼物》后，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小组同学要对如何表演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表演前，要对故事内容熟练掌握，把人物说了什么，有怎样的表情、心理，都要弄清楚。表演时，学生要进入故事情境，可以以课文的内容为主，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创编，但要合情合理，不能太过随意。
总之，课本剧教学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循，只要教师立足课本剧的文体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挖掘出课本剧教学的最大功用，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1]朱雅婷.课本剧,语文课堂的一朵奇葩——浅谈小学语文课本剧的编演[j].江西教育,2016(10).
[2]杨凝芳.浅谈语文课堂中的课本剧表演[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16).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在社会快速发展和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儿童早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儿童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并不断地完善，儿童智力的发展随之加快，儿童懂得的东西更多，思维呈多元化发展。加之社会的生存压力较大，家长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学习班、补习班占据了儿童大部分本应游戏、玩耍的时间。因此，在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应该注重生态的儿童观。生态的儿童观尊重儿童在这一时期应有的状态，让他们充分享受童年的快乐。也就是说，在教材的选文上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具备儿童的特性，符合儿童的审美属性、思维特点以及表达方式等，让他们去体会其中的乐趣，感受到快乐。
2、注重选文的多样性。
首先，要注重体裁的多样性。教材中的儿童文学题材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各类体裁所占比重要合理。而现行教材中戏剧、谜语故事、幽默文学相对较少。就目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来看，研究和创作儿童文学的队伍日益壮大，儿童文学的体裁不断完善，数量不断增加，为我们的教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次，儿童文学蕴含的文化应该具有多元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较大，注重文化的多元化，以此来拓展儿童的知识面，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让他们从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去吸收营养。小学语文教材要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对待外国文化的时候，视界要更为开阔，姿态应更具包容性，对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要处理得恰到好处。
3、在选择文学作品时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编写小学语文教材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不单是教材编写者的任务，还需要语文教育界等各方人士的共同参与。具体来说，包括教育部门的专家、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教育心理学的相关专家、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者和作家以及一线的语文教师等。现阶段，参与教材编写的人员当中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语文教师参与得不够。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研究者长期以来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各自的领域工作，鲜有交集。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的相关研究和进一步整合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人员中有不少的人已经从单纯研究儿童文学逐步转向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的整合。
第一，要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把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素养，才能提高儿童文学教学的效果和效率。第二，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出现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对此教师应从课本出发，以小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为依据，从多个角度采用发散思维对选文加以解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要有针对教科书中的缺陷自觉弥补的意识。比如说，当教师或是学生发现教科书中的选文在人物塑造或叙述环节出现缺失，可采用设计课堂活动的方式，引导学生去进行补充，这样既可重新发现选文真实的意义，还能让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四结束语。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科学、合理地引入儿童文学作品，凸显了语文这门课程在文学、个体、社会等方面的价值。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很好地让学生受到文化的熏陶和美德的影响，并能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增添乐趣。教师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在教学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教学和选文缺陷的处理，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教科书一直是学校语文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面对这一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我们应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局限于语文课本的知识，而应该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在把握语文课本资源的基础上，适当适时地向课外延伸。1.在整册文本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篇目，达到巩固、补充语文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目的。以人教版语文第十二册为例，课本共有32篇课文，其中精读课文14篇，略读课文12篇，选读课文6篇。每个单元都有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点，并且这些训练点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经过对这些训练点的研究和分析，教师可在教学时增补一些相关内容，如《沁园春雪》、《论语述而》、《阁夜》、《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智子疑邻》、《精卫填海》、《荷塘月色》、《背影》、《海的女儿》、《丑小鸭》、《天方夜谭》、《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鲁滨孙漂流记》等。2.把同类的文本有效结合，组合成一个大单元。这种归类遵循的原则不是单一的，可以是内容同类，可以是写作方法同类，也可以是表达的情感同类，通过比较阅读让学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理解文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教学《匆匆》一文时，把本册的《长歌行》并入一块学习，还可引入一些有关惜时的名篇，如《时光老人的礼物》、《明日歌》等，组合成一个关于珍惜时间的名家名篇的大单元，让学生充分阅读，并布置学生搜集大量惜时名言，营造很好的氛围，让学生充分体验到时间的宝贵和浪费时间的可耻。
课堂阅读教学应该把学生带向古代文化，带向现代文化，带向中华文化，带向世界文化。
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编者或作者当然会使用含蓄的艺术手法，获取“言犹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教师激发学生用想象填补这些空白，想象文中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想象故事情节中的细节和结局等，进行适度的拓展，就能放飞学生的想象，帮助学生摆脱思维的僵化和呆滞，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例如《春笋》一课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教学时，我便引导学生想象：雷公公会怎样唤醒春笋呢？学生纷纷喊起来：“春笋，快醒醒，春天来了。”“小燕子已经来了，正在给他们唱歌呢！”“快出来吧，春笋，大家都在迎着春风使劲生长呢！”接着，我说：“这样一喊，春笋们便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冒出来了。这时它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学生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这样调动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将静态的语言文字激活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画，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说，在入情入境中演，在声情并茂中读，有效理解文章的意境，品味文字的魅力，受到情感的熏陶。
过去的语文教学视教材为圣书，关注书本，忽视人本，强调独立，缺乏合作，每个人都是封闭的个体，使学生的作文思路变得越来越狭隘。新课程淡化了学科的界限，强调语文学习应开放，处处留心皆语文，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强调学科的整合。如何把学生的课本世界融会贯通，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成了课程资源开发的又一个切入点。例如在四年级《钱塘江大潮》一课中，可以介绍钱塘江大潮的相关知识，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余亚飞诗云：“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的习俗等知识延伸课本，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小学语文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是，“教材无非是例子”，我们应该紧扣教材，但又不拘泥教材。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拓宽学生的视野，为了打开学生思维的通道，必要时、必要处都要善于结合教材进行适当的联系和拓宽，让教材成为一个个最佳的资源生长点。语文教学要完成从课内走向课外，从已知到未知的延伸，形成开放的教学态势。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形势的发展，中职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选文更加贴近中职学生现实的生活，未来的岗位需求，彰显职业特点。中职语文教材选文打破了语文教材封闭化和凝固化的模式，选取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优秀作品。
生活化的语文教学尽量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充分挖掘其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使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间建立联系，使教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达到真正的理解，最终能将所学运用于生活。然而学生学习的载体是语文教材，所以语文教材必须面向生活化进行教材改革。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中职学校培养的是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领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的观念的一代新人。所以中职语文教材需要编入一定数量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反映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篇章，这些文章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是实现他们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的载体。如《摇滚情缘》、《十八岁和其他》、《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卖灯泡做起》；还有很多选文是反映职场经历的文章，是记叙文，因其真实可感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源自职业的温情》、《选对池塘钓大鱼》、《爱上你的工作》、《带上三句话上路》、《成功离你有多远》、《万能的求职方法》等；还有展示职业生活的丰富与深度、展示职业精神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叙议结合，启人深思。如《新时代的工人许振超》、《爱上你的工作》、《邮差弗雷德》等。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作品，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从而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语文。
在中职阶段学生要了解、认识相关行业的信息，对将来毕业走向社会、走向不同的专业、行业领域和就业岗位大有裨益。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服务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语文教材的选文适当的反映专业领域、行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从而使语文教学与各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互相衔接，使语文能力培养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紧贴学生的专业生活、行业动态，使之成为学生认识专业领域和行业信息的文本。
如2009年人教版中职语文国规新教材，其中有许多选文涉及到各种行业领域，教材有专门一章是行业扫描，放眼世上“三百六十行”，审视行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品味行业的姿态、品格和精神，从而进一步确定最适合学生的职业和岗位。《百年时尚话汽车》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回顾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品读了汽车文化；《移动的倾诉》讲述信息时代手机的发展变迁，引发了人们对于手机折射出的多棱生活和深刻思考；《internet改变世界》反映了互联网领域的巨大变革，对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索；《中国建筑的特征》通过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建筑学的文法理论和世界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等。这些反映行业历史或动态的选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某个行业的概况，能激发不同专业的中职学生对于本行业领域的兴趣和语文学习的兴趣，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职场是成功者攀登高峰的平台，是有志者展现自我的舞台。学生多年的所学都是为了最后走上职场，回报社会。站在职场起点，学生要从各方面为职场生涯做好准备。所以，语文教材内容应接近职场生活和社会实际。教材选择一些能够深刻反映职场生活和社会内涵的文章。
中职学生通过语文学习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形成某种感性或理性的认识，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人教版《走向社会》是一篇教子箴言，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地人生感悟浓缩到这一篇短文之中，以肺腑之言告诉女儿，如何用坚强、智慧、爱与欢笑去面对即将步入的多彩“社会”。《源自职业的温情》一文作者紧紧抓住“职场的温情”，从熟悉至极的工作环境说起，抒写了置身其中的悲欢哀乐，以及职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物质层面上说，职场是生活的保障；从精神层面说，职场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位置。《同事》一文列举了同事间的几种类型，分析各色同事的不同表现，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即将走向职场的中职生来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理应承担阐释人性之美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中职学生通过理解课文主人公人性美好的品质，进入对人类心理乃至人性的洞察，帮助中职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具有重大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不少阐释人性美的经典文章，如中职语文教材中选用一些阐释人性美的文章，如谈歌的《绝品》，这篇文章中的刘三爷、常先生和王商人的为人，堪称是人中绝品，三个人身上体现出人性美的光辉，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文化的流传，更是一种精神的流传；欧亨利在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当中塑造了贝尔曼这位舍己救人的老画家形象。最后一片藤叶是老贝尔曼用生命换来的，也正是这片由老贝尔曼生命凝结的叶子激起了琼珊对生的渴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丝温情，这里闪烁着人性最美的光辉。学生通过分析寻找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格魅力，起到美化学生心灵的作用。
中职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生产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那么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及相应的价值观在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就应该与之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就业独立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就需要将企业优秀文化合理的融人到语文教材中。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具有自身特性的价值体系、信念、行为准则等等。
所有的企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元素：责任、敬业、奉献、沟通、诚信、服从……，这些元素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找到相应的事件素材和相匹配的人物。如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就体现了一种高尚的职业精神境界；美国作家马克·桑布恩《邮差弗雷德》，学生通过学习，领悟到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邮递员，真诚地为顾客提供人性化的超值服务，实现了由平凡到杰出的跨越，这体现了一种敬业奉献的精神；中国石化的《员工守则》等被选入劳动版教材，学生通过对员工守则的学习，端正工作态度，懂得只有认真工作、热爱工作，才会有好的工作业绩，就会得到企业的赏识。
总之，中职语文教材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语文课要为专业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服务，语文教材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及时更新和开发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编写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实现多元化格局的语文教材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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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
“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论文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对象与面相。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换。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20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50至80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1980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动。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
1990年代，商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时空：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6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趋向：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等；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等地理空间；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伸缩尤为明显。
1990至1993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着作。
1990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究。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年，《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焦于茶馆等空间。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着，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不可抹杀。
三、师承：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1990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1980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1982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1988年后开始的。1991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1986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
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任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通、交流学术？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一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又何以体现；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围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