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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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如何写一
ok3w_ads("s005");摘要：本文基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平滑局部投影模型对比研究了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
（1）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引致产出下降，但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引致产出下降的幅度最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次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紧随其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最小。
（2）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在长期内具有通胀效应;货币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内并不存在反通胀效应，但在长期内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
（3）在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4）从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来看，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存在着负向权衡关系，这可能导致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面临着两难困境。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平滑局部投影模型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2）00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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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各国政府为防止本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纷纷出台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此之后各国又面临着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与退出等问题，这些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引致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随之上升并成为常态。baker等[12]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2015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已告别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叠加”时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防风险”四大目标之间频繁切换，引起宏观经济政策松紧、力度与组合的不断调整。bloom等[34]进一步指出，不确定性是驱动商业周期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引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上升，势必改变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的实际运行产生影响。
伴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性要求逐渐凸显，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有机结合，离不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不同类型经济政策的调整、组合与搭配，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与组合，这势必会增加这些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诸多国外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因素。既如此，那么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呢？如果是，那么就很难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必将带来诸多的政策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为何却实现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如果否，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时政府可以频繁地调整经济政策以刺激经济而不用考虑由此所引致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同时，经济政策调整并非依赖于某一类政策的单独运用，大多采用多种经济政策进行搭配与组合，而且在不同时期经济政策搭配与组合的侧重点并不相同，这势必引起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那么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对于全面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各项政策的调节尺度，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有机结合，进而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评述
自bloom[3]研究不确定性冲击效应以来，诸多学者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了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豐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一方面不确定性通过“实物期权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效应”分别作用于投资和消费，进而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不确定性通过“增长期权效应”和“oihartmanabel效应”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
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已有研究文献主要基于三种方法来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1）利用经济政策指标变量的波动性来衡量，比如creal等[56]分别利用利率波动率和财政政策规则的时变波动率来度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而handley等[78]利用关税差额来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此类度量方法的缺陷在于，仅采用某一指标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难以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整体水平。
（2）利用非经济虚拟变量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比如张豪等[910]利用政府官员更替来衡量政策不确定性。此类度量方法更接近于政治不确定性，其实质上探讨的是政策不确定性在政治活动影响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基于新闻报纸词频构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比如baker等[10]构造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huang等[11]构造了中国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前两种方法相比，此类方法既不存在指标结构单一问题，又不倾向于政治不确定性，更能反映政府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
目前而言，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一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和通胀具有负向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分歧。比如许志伟等[12]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现为负需求冲击，引致产出和物价显著下降，政策不确定性大约能够解释10%的产出波动和15%的价格波动。田磊等[13]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类似于负向需求冲击，且对通胀的影响大于对产出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田磊等[14]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的影响较小，但对价格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张俊华等[15]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具有显著的实时性、周期性和负向性特征，主要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冲击的响应更迅速、更剧烈，对国际冲击的响应弹性也更强。carballo等[16]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是优惠贸易协定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抵消经济不确定性的消极作用加速了经济复苏。张夏等[17]研究认为，进口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生产率阈值降低了出口企业的数量，一方面通过倒逼出口企业进行高端贸易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规模和质量。朱瑞博等[18]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长期内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生产指数上升在短期内会刺激外商直接投资，但在长期内会因生产成本上升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宫汝凯[19]研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地区ofdi的规模越大，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以及对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更为明显;随着市场化、产权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三维”经济转型的持续推进，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的推动效应逐渐减弱。
另一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或者方向依赖于宏观经济所处的状态或者利率约束条件。比如，johannsen[20]基于非线性dsge模型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在零利率约束下引致消费、投资和产出大幅下降，而在货币当局不受零利率约束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caggiano等[21]的研究也发现，无论是在经济低迷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引起了失业增加，产出、通胀和利率的下降，但在经济低迷时期对失业、产出、通胀和利率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对失业、产出和利率的影响较小。与该研究结论不同，张玉鹏等[22]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在经济低迷时期引起产出显著增加，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引起产出显著下降。孙永强等[23]研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经济政策调整经济波动时能够逆周期调整产出;当经济政策在通胀波动之前进行调整且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抑制通胀。王博等[24]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引致违约风险上升、产出下降，而且在违约风险较高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刘贯春等[25]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随着资产可逆性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被弱化，尤其是对于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抑制作用被弱化更为凸显。
還有一部分学者对比分析了不同种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比如朱军等[26]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均在短期内导致通胀预期增加，而在长期内导致通胀预期下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强度虽然大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强度，但其持久期小于财政政策的持久期。creal等[5]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期限溢价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具有负向影响，但它们对实体经济冲击的反应相反，而且通胀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mumtaz等[27]对比研究了政府支出不确定性、税收不确定性、公共债务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债务不确定性对产出、消费、投资、消费者信心和企业信心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税收不确定性也会对实际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政府支出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小。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目前关于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学者们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尚未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2）目前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指数的研究上，而对于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对比研究较少，尤其是尚未发现有文献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四个维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平滑局部投影（smooth local projections，slp）模型，实证对比研究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性，以明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度，从而为政府管理部门准确把握各类政策调控尺度提供经验支持。
三、平滑局部投影模型的构建原理
局部投影（local projections，lp）模型是由jorda[28]首次提出的，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相比，该模型允许在不施加任何结构限制的情况下获得系统变量在不同预测期的脉冲响应值，并且它突破了var模型“维数诅咒”的限制。jorda[28]指出，相较于var模型，lp模型比较节俭，并且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稳健性。mirandaagrippino[29]等进一步指出，在实证分析中，通常采用仅包含几个变量在内的小型且低阶var模型来加以展开分析，这极易造成模型误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var估计系数的偏差在预测期水平上是叠加的，而lp模型具有潜在的稳健性。brugnolini[30]通过比较var模型与lp模型性能发现，在蒙特卡洛模拟中，当数据生成过程是一个良好的var过程时，标准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是最佳选择;而当样本容量较小，且模型滞后长度被错误指定时，局部投影估计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lp模型灵活且稳健，但这种灵活性往往伴随着自由度的减少导致具有较高的估计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小样本中。而平滑迁移局部投影模型既保持了lp模型的灵活性和稳健性，同时有效地处理了估计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文采用slp模型来估计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不同类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在本文基于平滑局部投影（slp）模型的实证分析中，所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包括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分类指标、产出（gdp）、通胀（π）和利率（r）四类变量。
对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baker等[1]基于报纸文章首次构建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月度总指数。然而，他们在构造该指数时，并未将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信息囊括在内，而是将香港地区出版的《南华早报》英文版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这极有可能导致偏误。《南华早报》可能会主要报道与香港经济相关的新闻信息，这意味着由此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能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水平;将《南华早报》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报纸编辑政策或偏好可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南华早报》，他们仅构建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指数，并未构建不同政策类别的中国不确定性指数。针对baker等[1]构造的中国epu指数存在的不足，huang等[11]基于《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广州日报》等中国大陆114家新闻报纸构造了新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度和月度总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政策类别进一步构造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fpu）、货币政策不确定性（monetary policy uncertainty，mpu）、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pu）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exchangerate and capitalaccount policy uncertainty，ecpu）四种不同类别的月度指数。有鉴于此，本文采用这四类指数作为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官方网站（https：∥/）。
产出和通胀是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最直接指标，同时促进产出和抑制通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最重要的两个目标，经济政策频繁调整所引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出和通胀也密切相关，因而本文以产出和通胀来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状况。同时，考虑到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性，本文以利率来反映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立场。对于产出（gdp）、通胀（π）和利率（r），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实际gdp、gdp平减指数和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其代理指标。中国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为季度数据，由chang等[38]编制，数据来源于federal research bank of atlanta网站，而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为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之所以选取gdp平减指数而不是传统的cpi作为通胀的代理指标，其原因在于中国的cpi往往是由食品价格变化主导的，一些批评人士将中国的通胀周期称之为“猪周期”;并且近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降低了食品价格在cpi指数中的权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gdp平减指数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的通胀水平。
鉴于huang等[11]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fpu）指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mpu）指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指数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ecpu）指数为月度数据且数据时间开始于2000年1月，而中国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为季度数据且目前更新至2018年第2季度，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为月度数据，因此为保证数据样本区间和样本频率的一致性，本文将此四种类型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分类月度指数、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月度数据，均按季度内取平均值的形式转化为季度数据，统一后最终样本区间为2000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由于中国实际gdp和gdp平减指数已进行季节性调整，因而无需再进行季节性处理。此外，除利率和通胀指标外，其他变量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对比分析
（1）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整个样本期的变动趋势较为相似，其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34、07221和08930;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趋势与其他三种政策不确定性完全不同，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2058、00712和01102。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具有较强的协同性，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比较“特立独行”，其原因可能在于贸易政策变化更多地受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的影响，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更多地是由国内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2）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7年、2008—2012年以及2015—2017年。具体地，受到2002年通货紧缩与财政赤字担忧、2003年“非典”、2004年利率上升以及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等国内因素的影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2007年之前一直处在低位小幅震荡。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且中国政府实施了“四万亿”等一系列刺激措施，引致该三种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2008—2009年迅速上升;加之受后危机时期2011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2011—2013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该三种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2011—2012年达到高峰。2015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调整，中央政府实施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性货币政策组合以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此阶段，由于受“股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及汇率贬值等因素的影响，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2016年前后急剧增加并达到高峰。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02年、2010—2012年以及2017—2018年。具体地，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各项贸易政策面临调整与接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于2002年初形成峰值;全球金融危机后期，受2010年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2011年欧债危机的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2010年底和2011年上升;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积极实施“美国优先主义”贸易政策，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致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急剧上升并于2018年第2季度达到历史最高点。
为进一步对比四种类型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整体差异性，表1展示了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为自然对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就不确定性均值水平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均值水平最高，其次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就不确定性波动程度而言，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程度大体相当，均超过06265，其次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就不确定性偏度和峰度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偏度为正，峰度大于3，表明在整個样本中贸易政策的波动更多是由超过均值的较大值和极端值引起的，这与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频繁发动贸易战，尤其是2018年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有关。
五、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ecpu）、gdp和利率（r）变量序列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fpu）、货币政策不确定性（mpu）和通胀（π）序列虽然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显著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知，政策不确定性变量中fpu和mpu是i（1）序列，tpu和ecpu是i（0）序列，而宏观经济变量中π是i（1）序列，gdp和r是i（0）序列。
（二）ardl边界协整检验
上文adf检验结果显示，在本文构建的包含政策不确定性、产出、通胀和利率在内的四变量模型中，这些变量序列并非均是平稳序列，是否能够直接建立slp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由于模型变量并不满足同阶单整的要求，导致传统的协整检验方法失效，但它们是i（0）或者i（1）序列，满足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边界协整检验的要求，因而本文运用ardl边界协整检验来检验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3展示了模型变量ardl边界协整检验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当因变量为gdp时，无论自变量为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的哪一个指标
此时ardl检验中3个解释变量中的π和r可看作控制变量，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ardl边界协整检验f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对实际产出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同样地，当因变量为π或者r时，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对通胀或利率仍然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可见，本文构建的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出、通胀和利率在内的四变量slp模型是合理的。
（三）模型设定与识别
slp模型通过式（3）中的控制集来识别结构冲击并以此获得脉冲响应值，其控制集包含除自变量以外所有变量的同期值以及包含自变量在内的系统所有变量的滞后值。
（四）脉冲响应分析
在设定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后，进一步运行式（3）便可得到各个模型的脉冲响应估计值。图2至图5分别展示了根据slp模型估计的一单位标准偏差财政政策不确定性（fpu）、货币政策不确定性（mpu）、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ecpu）正向冲击对产出、通胀和利率的脉冲响应曲线结果，其中阴影为90%的置信区间。
从图2中脉冲响应曲线结果可知：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引起产出显著下降，且最大降幅出现在第15期，最大降幅值为00038，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对产出具有明显而持久的不利影响。与产出的脉冲响应曲线不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前4期引起通货膨胀明显下降且在统计上显著，最大下降幅度为00022，然后在第5期之后迅速反转，引致通货膨胀明显上升且在统计上显著，并在第12期时达到最大增幅，最大增幅为00033，这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货膨胀效应，而在长期内具有通货膨胀效应。与通胀的脉冲响应曲线类似，虽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引起利率在前6期明显下降，而在第7期后开始反转为正，然而其响应值在前16期预测期水平上并不显著。
从图3中脉冲响应曲线结果可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同样引起产出明显下降，且在第16期降幅达到最大值，最大降幅为00072，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同样对产出具有明显且持续的消极影响;不过，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相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引起产出下降的程度比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产出下降的程度更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引起通胀在前4期下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在第5期后开始迅速反转，引起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在统计上显著，最大增幅为00035，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长期内具有通胀效应，这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胀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同样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前5期引起利率下降且在统计上显著，最大降幅为01097，而在此之后引起利率迅速上升;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不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前5期引起利率下降且统计上显著，而在此之后利率开始转为正并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引起利率在短期内显著下降，而在长期内上升。
从图4中脉冲响应曲线结果可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引起产出下降且统计上显著，在第16期时产出下降至最低，最大降幅为00056，这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具有明显而持久的负面影响;不过，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相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大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的影响程度，但小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的影响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致通货膨胀在前6期下降且统计上显著，最大降幅为00024，而在7期后开始反转为正且在第10至13期统计上显著，最大增幅为00012，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而在长期内具有通胀效应;不过，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相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引起的反通胀效应更持久，而在长期内引起的通胀效应更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虽然在前15期引起利率下降，但仅在前4期上是统计显著的，最大降幅为00688，这意味着在短期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致利率显著下降。
同样地，从图5中脉冲响应曲线结果可知：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产出明显下降且统计上显著，在第15期时其降幅达到最大，最大降幅为00091，说明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对产出具有显著且持久的不利影响;并且，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比，汇率与资本项目不确定性引起产出下降的幅度比它们引起产出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一样，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短期内较小且不显著，而在长期内对通胀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大增幅为00033，这意味着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仅在长期内具有明显且持久的通胀效应。利率对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在前10期虽然为负，但其响应值较小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这四种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引起了产出的下降，仅在下降幅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产出下降的幅度最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次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下降幅度最小。在理论上，不确定冲击引起产出下降，可通过实物期权效应、风险溢价效应和预防储蓄效应来进行解释。实物期权理论将投资看作是一种选择权，不确定性因素通過改变等待的实物期权价值而影响当前投资。由于投资存在不可逆性，不确定性上升将会增加等待的实物期权价值，因而企业将变得更加谨慎，进而推迟或者减少当前投资。风险溢价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风险溢价增加，使得投资者希望获得更高的风险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融资的成本，进而导致产出减少。预防储蓄理论认为，不确定性增加将导致消费者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消费支出，致使产出在短期内下降。实证上，许志伟等[12]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类似于一个负向需求冲击，造成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消费、价格和产出下降，而价格刚性产生的内生成本加成是传导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渠道。田磊等[13]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具有“实物期权效应”，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包括国有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特征、外需和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底线思维”和对经济活动的强干预等因素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实物期权效应”具有弱化作用。刘贯春等[25]认为，资产可逆性提升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弱化作用，并且这一弱化作用对于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更为明显。
與产出的脉冲响应不同，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胀的影响并不一致。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尤其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在长期内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与之不同的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反通胀效应，而是在长期内呈现出明显的通胀效应。进一步就通胀效应而言，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通胀效应大体相当，其次为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最后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通货膨胀效应，田磊等[13]认为，中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价格的强抑制作用很可能源于其对民企投资和居民消费拥有较强的“实物期权效应”，而它们是影响ppi和cpi走势的关键因素。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总需求的减少，最终消费品生产企业为加快资金周转通常采用促销措施进行去库存操作，而降低价格或变相降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国消费品市场中，价格战也是常用的竞争手段。因此，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时，许多企业更易采用降价方式加快产品销售，推动通胀水平下降。而对于不确定性冲击的通货膨胀效应，理论上可以通过“逆oihartmanabel效应”[39，6]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由于价格和价格粘性会产生凸向的边际利润函数，而企业必须得满足市场需求，因而企业为应对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通常会提高价格，以避免自身产品价格陷在过低的价格水平上，从而造成总产出减少、通货膨胀增加。王立勇[40]认为，在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中，中间品生产企业出于谨慎性考虑通常会提高价格并降低产量。由于企业当期选择的价格将决定其未来调整价格的成本，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面临的边际成本不确定性、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上升，迫使企业在提高价格且获得更低需求或降低价格且获得更高需求之间进行选择。由于企业未来边际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企业选择降低价格，则企业未来可能获得负利润，因而出于谨慎性的考虑，企业会选择提高价格并降低产量，随着价格提升，通货膨胀上升。
虽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对利率的负向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下降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后，中央银行势必通过降低利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这两类不确定性冲击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向影响。然而，从通胀对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来看，由于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存在着负向权衡关系，中央银行面临着货币政策操作的两难困境。
（五）稳健性分析
进一步评估slp模型与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对于考察和验证slp模型分析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尤为重要。
从图6和图7中可知，对于四种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言，在var模型下产出的脉冲响应值均处于曲线以下，这与slp模型下的响应值变化一致;与之不同的是，在var模型下产出的脉冲响应值仅在初始一段时期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slp模型下产出的脉冲响应值在整个预测期内基本都是统计显著的。这意味着，在两种模型下，四种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均引起产出下降，但在下降的持续期上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在var模型下，产出对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向响应值的差异比slp模型下要小得多，但是在var模型下，产出对
fpu、mpu、tpu和ecpu冲击的最大负向响应值分别为-00022（第4期）、-00034（第8期）、-00029（第3期）和-00038（第10期），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佐证了slp模型下ecpu对产出的负向影响最大，其次为mpu，fpu最小的结论。
就通胀的响应而言，在var模型下，通胀对fpu和tpu冲击的响应与slp模型下的响应一致，即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而在长期内具有通胀效应。虽然在var模型下，通胀对mpu和ecpu冲击的响应与slp模型下的响应在初始几个季度内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这并不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反通胀效应”的结论。同样地，在整个预测期内通胀对fpu、mpu、tpu和ecpu冲击的最大正向响应值分别为00050（第11期）、00050（第15期）、00024（第11期）、00030（第14期），同样佐证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通胀效应大体相当，其次为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最后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结论。
就利率的反应来看，在var模型下，利率对fpu、mpu和ecpu冲击响应曲线虽然在短期内基本都处于曲线以下，但是利率对ecpu冲击的响应在前10期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对mpu冲击的响应也仅在7—8期上具有统计显著性，难以支撑slp模型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的结论。庆幸的是，利率对tpu冲击的反应在前4期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slp模型下的短期反应一致，佐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中，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后，中央银行势必通过降低利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向影响。
六、结论
为全面考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四种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平滑局部投影（slp）模型，实证对比研究了这四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性。研究结论如下：
（1）这四种类型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均引起了产出的下降，它们仅在产出下降的幅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地，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产出下降的幅度最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次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下降幅度最小。
（2）財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尤其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在长期内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与之不同的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反通胀效应，而是在长期内呈现出明显且持久的通胀效应。进一步就通胀效应而言，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通胀效应大体相当，其次为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最后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3）在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后，中央银行势必通过降低利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一方面，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引起了产出下降，但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起产出下降的幅度更大，因而政府管理部门在积极采取政策沟通、前瞻性指引与预期管理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应区分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应重点关注汇率和资本项目政策频繁变化产生的不确定性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存在着通胀效应，尤其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通胀效应，意味着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存在着负向权衡关系，这可能导致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政策的操作面临两难困境，这一点政府管理部门也应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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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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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目录
一、保险市场宏观环境分析
中国保险业概况与中国保险市场特征分析
近期发展状况和趋势预测：
外资发展情况：
二、消费者定位分析
政策改变带来的消费群
目标市场细分、锁定：
消费市场的特征以及市场潜量
三、竞争对手分析
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
其他数目众多的保险企业
四、产品特性定位分析
产品特点把握
竞争对手以及可替代产品分析
五、营销组合策略以及执行
产品组合策略
价格策略
渠道策略
广告策略
展业推广促销
公共关系策略
2.1保险市场宏观环境分析
2．1．1 中国保险业概况与中国保险市场特征分析
（1）、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4%，保险公司累计赔偿和给付6016亿元；2003年，全国保费总收入达到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
保险业总资产9122.8亿元，同比增长41.5%；保险资金运用余额8739亿元。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保险公司61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05家，保险从业人员150多万人。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37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投资设立了62个保险营业机构，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8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92个代表机构和办事处。
（2）、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保险法》。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框架下，中国保监会制定了28个规章和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3）、自1998年成立中国保监会以来，保险监管力量不断加强。目前，保监会已在全国设立了31个派出机构。根据新的编制方案，保监会将在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新设立4个派出机构。
（4）、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保监会认真履行承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周年之际，中国保监会按照承诺，宣布允许外资财产险公司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增加福州、厦门、宁波、沈阳和武汉等5个城市为保险业对外开放城市。目前，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区域已经扩展至15个城市。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比重逐年增加，在开放较早的上海，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达到12%左右。
（5）、去年，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三家国有保险公司重组改制工作基本完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以h股挂牌上市，募集资本62.2亿港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和纽约同步上市，募集资本
34.75亿美元。近几年来，一些股份制保险公司积极吸收外资参股，股
权结构得到优化，公司治理逐步完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6）、市场集中化程度很高，呈现寡头垄断格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集团和太平洋保险集团仍占据市场绝大份额，
随着保险公司的布局扩张，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属于第一集团，这几家大保险公司占据产、寿险市场80％左右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05％和
62.6％，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中国的保险市场垄断程度很高，已经具备
了寡头垄断的特点，所以这几家保险公司具有绝对竞争的优势，它们在国内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市场拓展、风险控制经验，在渠道建设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大量的客户资源，尤其寿险自从引进营销体制之后，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营销员发展到130多万人，渗
透到城市、农村的各个地方。
（7）、寡头垄断的格局不稳定，垄断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有减弱的趋势；
中国保险业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到目前，市场份额一直逐渐分散,原因在于
一方面,随着保险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市场参与主体逐渐增多,由最初中国人们保险公司一统天下变为目前的50多家保险公司并存，自然分散了市场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寡头垄断格局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由国家垄断转变而来，寡头主体经营机制不健全，缺乏市场竞争的经验，面对新成立的机制灵活的保险公司，竞争力显得不足，难以保全已有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保险集团和太平洋保险集团仍占据市场绝大份额，他们起步时几乎没有市场竞争，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还只有3家保险公司。如今，市场已开放，这种特殊的外部环境不再具备，要想占得10％的市场份额，十几年的时间远远不够。同时，保险具有特殊性，是一种信心经济，人们购买保险后，如果服务到位，就会培养起忠诚度，一般不会再选择其他保险公司。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几家保险公司的“大佬”的地位并不容易动摇。在面临市场竞争时，这些保险公司采取的是守住市场策略，同时优化结构，降低经营风险。
（8）、市场竞争手段缺乏，产品雷同程度高；
目前我国各保险公司的产品大多相同，产品差异不明显，各保险公司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不具备垄断竞争的条件，各保险公司依旧主要依赖营销队伍的数量和营销能力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2．1．2 近期发展状况和趋势预测：
（1）、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
2003年，尽管在上半年受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人民收入水平都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全年gdp达11万亿元，增长8.5%。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表明居民的财富有了新的增长，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崭新起点。随着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都将进入加速升级的轨道，对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需求也将大大提升。
（2）、中国金融业继续稳健发展，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一是货币
供应量增长较快，二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持续快速增加，三是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增加较多。
（3）、中国保监会日前公布了今年1－10月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状况。从公布的数字看，中资保险公司依然在市场上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但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专家认为，12月11日后前10月，在人寿保险公司中，中资公司的保费收入达2638亿元，占整
个人寿市场份额的97．6％；在产险公司中，中资公司的保费收入为954．2亿元，占整个产险市场份额的98．9％。外资人寿保险公司在整个寿险市场上已占据了2．4％的份额，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也提高到1．1％。
（4）、目前外资产险公司只能做国际货运险和企财险，而且客户主要是一些外资企业。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到12月11日该项业务放开后，外资产险公司就可以做法定保险业务之外的其他产险业务，市场份额还将扩大，外资保险希望得到的是在华的法人地位。一旦获得法人地位，外资保险将获得一系列“优待”，从而与中资保险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5）、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初显五大趋势
趋势之一：经营主体增加，保险市场集中度开始下降。
趋势之二：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呈现集团化和公开化特征。
趋势之三：市场竞争呈现全方位、多层次态势。
趋势之四：保险责任不断扩大，可保风险出现泛化。
趋势之五：保险产品、保险服务、保险价格趋向差异化。
2．1．3 外资发展情况：
（1）、外资发展迅速
2003年外资公司在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只有2％左右。但最近的一组数据明确显示了外资保险公司惊人的后发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3%%，全国人身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6.5%%。而同期内，外资产险公司保费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47.1%%；外资寿险公司
保费收入37.9亿元，同比增长51.2%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布的报告，在未来的4年中，中国仅人寿险业务会保持在年增长率20%左右，2008年的保费总收入将达到8300亿人民币。很显然，安联大众将成为未来支撑安联中国业务的重要支柱之一。
（2）、外资保险公司的一系列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即将取消
今年底，中国将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中国和在华外国公民提供寿险、团体险和养老险、年金险服务。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我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保险业对外开放工作始于八十年代，至今已二十多年，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年至1992年的准备阶段。80年代，外国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设立代表处。1980年10月，美国国际集团aig在上海设立代表处。
第二阶段：1992年至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2001年12月）的试点阶段。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
截至入世前，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9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其中，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6家，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13家。
第三阶段：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我国保险业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截至2004年9月9日，已有14个国家（地区）的39家（含4家筹建）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70个（含7家筹建）营业性机构，外资包括合资保险公司已经占到了全国保险公司的半数以上。此外，还有124家保险机构在中国共设立了187个代表处。
（3）、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将威胁到中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中资公司将面临日益显著的价格压力、佣金率上升和渠道竞争导致客户流失以及保险产品多样化带来的风险等多种挑战。而早在今年上半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就曾给过中国寿险商们一个严厉而直接的警告：如果不立即改进业务运作，将面临被外国保险商淘汰出局的危险。
2.2消费者定位分析：
2．2．1 政策改变带来的消费群
（1）、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着大众化的转变，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在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
大学生的消费层次也出现了多样性，因此，关注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人亦
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在未来社会消费中的影响亦会越
来越大
（2）、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通讯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手机、电脑等产品已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份。大学生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
大。
（3）、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来自不同层次的家庭，绝大多数属于纯消费者。他们的收入来源大都来自家庭，这意味着商品价格对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同时他们的消费结构比较简单。
2．2．2、目标市场细分、锁定：
（1）、在依法成立的学校注册，并在校住宿的大学生
（2）、成年人本人可以作为投保人，未成年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投保人。
（3）、可以以大学生所在学校为投保人进行组织投保
2．2．3、消费市场的特征以及市场潜量；
（1）、缺乏自强自立，而且不善理财。大部分的学生事实上是不存在经济问题，但仍常常入不敷出，那是由于他们不会计划消费，没有理财意识。
（2）、易于接触和接受现代保险和理财意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
定型阶段，尤其对于“消费”这一自主性概念正由中学时代的自发转为
自觉。
（3）、未来他们将是公司企业的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是生产或消费政策的制定者。因而他们的消费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性，他们的消费观念具有
很大的影响力
（4）、大学生日常生活心理：
大学生最大的快乐依次是：“事业成功，友谊，亲情，自由，生活平安，求知爱情，物质享受，助人为乐；
（5）、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成员，他们的行为很明显的受到组织机构决策的影响；
（6）、离开监护人的他们，在自身权益的维护上属于弱势群体；
2．3 竞争对手分析
2．3．1、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
（1）、外资保险公司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
比如，中英人寿保险公司的外资母公司英杰华已经将其在亚洲7个地
方的财险业务卖掉，所得资金用来支持其在中国的寿险业务的发展（2）、有着国内公司无法比拟的管理和技术上的优势；
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上百年的成功经营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
点。
（3）、信息化程度高；
我国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保险数据传
递和分析的通讯平台和健全网络，保险信息透明度不高，缺乏保险信
息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建设；
（4）、外资保险企业面临着其他行业同样的软肋---本土化，如何开发销售适合中国人民族心态和文化意识的保险产品，在12月11日我国保
险产品市场完全放开之后，外资企业的本土化适应过程将会给中资企
业喘息调整的时间，是挑战，也是机遇；
2．3．2、其他数目众多的保险企业
这批保险公司多为近两三年成立的，数量多，所占市场份额小，并且具有股本多元化的特点。在三大集团里面，这批保险公司实力最弱，一开始就要面临直接的竞争，在经营理念、技术管理方法上有待创新，人员素质也需要提高。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会有大浪淘沙，保险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兼并、破产等会从这批保险公司开始。
2．4对“住宿学生财产保险”产品的把握
2．4．1、产品特点
首先，使住宿学生财产能得到保障。
近年来，由于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住校学生的个人物品也在逐渐增多，尤其是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后，学生拥有
或共有的大型家电用品、电脑设备等已不再鲜见，与此同时，学生财
产面临的风险如火灾、丢失等也逐步增加，迫切需要保险保障。
其次，满足学生对责任保险需求。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针对学生对于他人对自己造成的民事侵害，尤其是较为严重的侵害，有诉诸法律的倾向，因此，学生中存在
责任保险的潜在需求。
再次，为休学的学生和家长排忧解难。
根据调查，大多数学校每年均有０．１％—０．１５％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而休学。其中疾病和家庭困难所致的休学比例相对较大。由于休
学期间教育费用仍然需要支付，因而给学生和家长带来很大的负担。而
目前推出的附加休学费用保险，无疑成了学生自助和保险助学的一种较
好形式。
注：
中国人保设计的一种既可以为居民家庭提供延伸服务又有利于普及青少年财产保险知识的新产品（附表如下）
中国人保设计的一种既可以为居民家庭提供延伸服务又有利于普及青少年
财产保险知识的新产品
2．4．2、竞争对手和可替代产品分析
目前，针对学生的财产保险产还非常的少，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学生的购买能力和市场潜力将进一步的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并且学生中的消费能力群体出现多样化，购买和所拥有的物品也会出现贵重话的趋势，专门针对学生的财产保险产品应运而生，并且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2．5、营销组合策略
2．5．1、产品组合策略
（1）、财险有奖销售活动
联合学校的社团或者其他的机构，以赞助学生活动的形式展开有奖销售活动，吸引消费者兴趣和注意；
（2）、银行与招商信诺保险公司牵推出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
（3）、联想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合作新推出的一项服务
大学校园里的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已经非常普遍，而这些物品
相对于大学生来说比较的贵重，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同时以更加实惠的
方式附加财产保险，这又是双赢的促销手段；
（4）、住宿学生财产综合保险是针对注册并住宿在学校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大专生、研究生、中学生和中专生等）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风险，如财产
损失、民事赔偿、教育费用等综合设计推出的，主要负责承担室内财产、现金、第三者责任、休学费用四个方面的保险保障。该保险共有5种组合，其中，最低保费仅需年缴2元，便可获得室内财产2000元及第三者责任
2000元的保险保障。
2．5．2 价格策略
财产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按一定比例组合计算，年度总保险费在2元至20元之间。
财产损失保险中的室内财产的保险金额从2000元至15000元不等，费率为0.5‰；现金保险的保险金额从200元至500元不等，费率为5‰。
年度保险费 = 保险金额×费率
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年度累计责任限额从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费率为0.6‰。
年度保险费 = 年度累计责任限额×费率
2．5．3 渠道策略
我国保险产品的销售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个人代理营销，二是保险公司员工直接销售。其中保险产品的直销业务步履维艰；营销业务虽发展速度迅猛，但营销方式却略显呆板和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业务的发展。
一是面谈，在传统的代理系统基础上增加专业销售力量的比例；
二是直接邮递法；
三是电话销售；
四是通过召开研讨会或深入工作场所进行销售；
五是相关团体的销售；
六是银行代理保险。
七是直销队伍
八实门店销售
还包括网络销售。
具体针对大学生的财产保险采用如下的措施：
（1）、银行保险
利用银行的网络优势，与学校的银行分行联合推出保险产品，例如，鼓励大学生定期存款超过一定数目赠送保险产品或者享受保险产品的
优惠；
（2）、经纪商
在校园中设立专门的保险产品销售代表，负责具体某个地区高校的代理产品销售；
（3）、有联系的代理人
设立专门的信息联络员，负责直销队伍与经纪商或公司的联系
（4）、直销队伍
选用大学校园里的同学作为销售人员
成立专门的销售队伍，招聘经济困难、诚实守信、有一定的销售能力的
学生，按劳所得，锻炼他们的能力，同时，利用他们在学校中的关系，
减少财产保险的销售阻力
2．5．4 广告策略
(1)，广告目的和目标策略
a; 传播保险业信息，使人们关注保险业，沟通受众与我保险公司，产生互动与交流
b：使人们学生宿舍保险关注并且有所了解加深对保险行业的了解，提高保险意识
c;使目标消费群体相信我保险产品，并采取具体行动
d：在受众心中树立，强化我保险产品品牌
(2)、广告战略和战术
a：正对个别消费者的广告策略
1，提示广告
在电视，广播，上作宣传以及在dm 册上对保险意识的宣传和对先进西方国家保险意识，参保方式的宣传。从而广泛的让消费者对保险事业有正确的认识，对世界保险意识发展有所接触和了解，从而达到从关注——了解——纠正错误认识——学习——模仿——购买的目的。
直接深入高校校园内，请专业人士作讲座或是举办保险意识，或举办保险知识竞赛，模拟保险公司运作等活动，从而引起目标消费群体对保险事业的关注和了解。
在社会上举行保险活动日之类的活动，让目标消费群体的亲属也对保险事业关注了解，并且发生购买行为。
2，购点广告
通过保险营销员直接对目标受众提供保险信息等
通过直接目的为推销保险产品的广告促销活动
b：针对大型产品购买者（例如大学等）
(1)，利用dm 册进行专一的，针对性强的广告宣传
针对学校后勤部门对其进行专业性的广告说服，使其大量的购买学生保
险。
针对大型企业的相关部门说服其为企业员工子女购买保险。
(2)，通过赞助大学举行健康活动,例如“夏季游泳紧竞赛活动’，或是
与企业合办活动从而达成购买的目的。
2，同a。
（3）媒体战略和战术
报纸可在报纸媒体上进行保险知识了解——保险知识竞猜（电话热线
或回信的方式）——我国保险业介绍——我保险公司介绍等系列全方位
立体化的介绍。
广播主要采用购点广告的形式，采用短时间介绍产品信息，但是高频率的播放广告的形式。
电视基本时间为5秒目的仅是企业现已是强化的在观众心中的目的。 dm 册的广泛运用，用于保险营销员的推销工作和提示广告和卖点广告中的发放等。
2．5．5 保险产品展业推广
（1）、直接刺激购买者的展业推广
例如：向学生赠送纪念品、礼品、保险费优惠、安全返还、保险咨询
等
(2)、鼓励代理人的展业推广
增加宣传费用，利用学校特有的海报和网络资源，制定不同密度的宣传
效应；
2．5．6 公共关系
（1）、针对大学生的弱势群体，与学校的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公益活动，在新学年的开学时，在定点学校设立优秀贫困学生奖学金和对贫困学生的专项无偿资助，通过这样的活动宣传公司和产品，并赠送保险卡，为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2) 组织公关
与学校的专门机构联合，做针对团体组织的公关活动；
(3)、针对新闻界的公关
在学校校园内设立奖学金和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事件具有较好的新闻价值，正面影响很好，具体在地方媒体上要下功夫，甚至可以做一个专门的话题节目；
————完————
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04:14:44
4.16.202004:1404:14:4420.4.164时14分4时14分44秒apr. 16, 2016 april 20204:14:44 am04: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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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3w_ads("s005");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灾害问题一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但灾害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邓云特先生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他开拓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先河。但该书的缺陷也是以后诸多学者谈到的,多依靠正史记载,在研究中不免存在诸多遗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史逐渐兴起,灾害问题又成为史学领域关注的重点,诸多学者投入到灾害史的研究之中,成果丰硕。目前的灾害史研究,断代和专门成果颇多,但一直缺乏一套整体研究灾害史的丛书。最近,第一套系统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灾害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中国灾害通史》,由郑州大学教授袁祖亮先生担任主编,历六年之功完成。这套丛书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共八卷五千三百余万字,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所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疫病、震灾、虫灾、雪灾等灾害的具体情况、时空分布、频次规律、波及区域、危害程度、相互之影响及其有关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且阐述了古人面对灾害的种种认识及灾害思想,以及当时社会的救灾举措、防灾理念等。每卷之后,还附有自然灾害年表,而且增列有古今地名对照,让读者节省翻检之劳,一目了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灾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这套丛书虽然是断代史的体系,但却是通史的视野,以宏观的角度纵向分析历代灾害概况、防灾救灾体制、灾害思想等诸多问题。因此它也就不仅跨越了断代灾害史的时间局限,摆脱区域灾害史的空间束缚,也远离了灾害通史研究中内容的浅显与贫乏。除此之外,通过细读该书,发现该书最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料翔实。古代灾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灾害史研究的基石。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灾害研究者利用了古代史志、杂录、宫廷档案等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统计,计算出灾害发生的频率与程度,为后来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对诸多材料还存在遗漏之处。而该套丛书在资料上至少在宋元前的资料还是很充实的,比如引用了古代朝鲜史料《三国史记》,对研究东北地区的灾害确有帮助,而这个史料以往的研究者多忽视而没有很好利用。此外,作者非常注重学术前史的研究,基本上收罗了每个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了比较好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第二,考证较为详细。当前不少学者在研究灾害史中,贪多求全,却全然不看原始出处、不顾史料的甄别,越引越错。但该书作者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同时,却没有忽视对史料的考证辨析。灾害史其实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面临着史料的真伪问题。有些史料其实是古人重复记载,有些史料则是传抄错误,即便是同一史书内也存在记载差异,比如在唐代灾害史的研究中就经常面临着这一问题,同一灾害现象在《新唐书》与《旧唐书》两本正史记载中差异较多,有些无论是受灾时间、损失程度、波及范围都截然不同。面对这一情况,作者对部分史料进行了辨析考证,对于一些难下结论的史料,作者不轻易否定或肯定,而是进行了存疑、附录,体现了该套丛书严谨的态度。也正是在对史料进行一定考证的基础上,该书在每卷之后都附有古今地名对照,清楚地标注了灾害发生区域,使得读者对灾害发生区域、波及范围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无疑也是许多研究灾害史学者所忽视的问题。另外也是在详加考证的基础上,作者对一些记载模糊的灾害发生时间不仅确切到年份,还具体到月份,足见作者所下的工夫之深。
第三,内容全面。在翔实史料、严谨考证之后,该书以统一的体例详细的论述自先秦至清代不同时期的灾害总体特征、各类灾害概况、防灾救灾实践、灾害思想,最后附录历代灾害年表。该书基本囊括了历史上的各种灾害,除了水旱灾害之外,还包括疫灾、虫灾、雹灾、冻灾、震灾、风灾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该书除对防灾救灾实践详细论述之外,也较多的关注灾害亚文化。一次灾害发生可能只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多次灾害之后,就会形成灾害亚文化,对人们的心理、文化、制度、信仰等都会造成影响,并逐渐沉淀,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每卷都较多地论述了灾害思想及灾害对人群影响,这些无疑是对灾害亚文化研究的体现。
当然这套丛书也有一些期待改进的地方。首先,宋元以后方志、碑铭、笔记、书信等资料宏富,不仅国内,域外也有不少记载中国的灾害,这确实为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灾害史的研究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宋元之后各卷作者仍以正史为主,其他材料虽有引用,但用之甚少。其次,该书对个别灾害类型收集也存在遗漏问题,比如魏晋南北朝卷对“木雨冰”这类冻灾没有收集。二○○八年发生在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冻雨,其与史书记载的“木雨冰”颇为相似,因此,“木雨冰”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第三,灾害史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多,从事研究的学者需要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隔阂,人文学者对史料的掌握比较丰富,但缺乏自然科学背景,自然科学的学者能熟练运用其知识去研究和解释各种灾害现象,对灾害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但在史料收集上有一定的遗漏,缺乏对史料的考证。而该书的作者则无疑偏重前者,二者需要很好的结合。
本丛书是一套研究历史时期各种灾害的书籍,应该对历史时期的灾害进行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有长时段的、中时段的和短时段的。本套丛书分成八卷,可以说对中时段和短时段的灾害史研究较为通透;如果再从长时段去看这段历史,高屋建瓴地对其进行总结升华,无疑会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跨上更高、更新的台阶。
(《中国灾害通史》(全八卷),袁祖亮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二○○八——二○○九年版,7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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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作为国民最原始且最具生命力的边缘经济体系，其成本小、门槛低等独特的经济优势，在当前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减少国民失业率。繁荣经济市场的同时，平衡国民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让“人间烟火”成为中国新式生机，可以说地摊文化的进步是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其分布情况根据所处的区域不同也存在很大差异，作为城市生活中独特的经济形势，据调查发现因其依附性强的特点，一般在学校周边、商业圈、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群分布较广，且以半固定式流动经营为主，其分类主要与地区行政管理政策紧密相关。其灵活性与实用性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其因缺乏正规且系统化的管理仍使地摊经济存在很多弊端。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人们期待看到政策制定更加人性化。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从宏观上为地摊经济从业者正名，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合法地位。
地摊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正面效应
（1）满足居民生活中的多层次需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据国民的成长环境、职业性能、个人特质等方面的差异，国民的收入与支出也是各不相同的。消费层次较低的群体，多数购买力较低，相对于同类型的商品，其纷纷将物美价廉作为第一准则，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商品。因此这类群体多数对于地摊经济持肯定态度。且地摊经济从业者选择人群比较密集的区域售卖商品，为过往行人或周边生活、工作的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或生活服务，价格通常较为便宜，而且增强了便利性，因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地摊经济恰好迎合了该类群体的消费需求，减轻了他们的消费压力，从源头上降低了生活成本支出。
（2）减轻就业压力，降低失业率。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首先会产生资源浪费和国民收入下降等情况;其次会给家庭带来伤害，人们不能安居乐业，无法营造一个温馨稳定的家庭环境。地摊经济产业由于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只需要少量资金即可经营运转。为了减缓生存压力，大量的无业劳动者、低收入群体均选择地摊产业通过自身劳动，从而改善当前的生存状态。据调查结果显示，地摊经济的从业者年龄分布较为广泛，上至以贩卖水果蔬菜的70岁老人，下至以服装配饰为主要商品的20岁年轻人。由此可见，地摊经济作为当代城市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前疫情背景下由于经济呈现小幅度衰退所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或就业困难等问题。
（3）丰富城市的文化结构及层次。古今中外的文化道路上，地摊产业一直是主导着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理念，满足着不同国家的文化需求。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一直深受国民爱戴是大部分国民娱乐休闲的首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手工艺品、特色服装产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最初就是从地摊经济开始的。无论地摊经济出现在生活区还是风景旅游區，无一不作为特色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让浓郁的情调、丰富的文化以更直观、接地气的方式走入大众的生活。地摊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这些匠人手艺留存的可能，让更多精美的手工艺品得到传承。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人群往往是被忽视的对象，而地摊经济恰恰能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所需。市场较多地去迎合中高端消费者，给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无形之间增添了许多的压力。地摊经济对低收入人群市场寻求空缺的补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完善。
负面效应
（1）卫生环境恶劣以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卫生环境的破坏者”作为地摊产业的另一个名称，多年来一直是现代城市规划管理中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大部分地摊经济从业者自身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淡薄，为城市中的环卫工人们增添了极大的工作量，甚至有些摊主为了盈利不惜破坏环境来摆摊。且地摊经济以烧烤食品、油炸食品作为主营商品所在之处，多数导致自己摊位甚至公共区域油污遍布也仍然不予处理。地摊经济消费者的素质普遍性有待提高，还有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随手将垃圾丢弃，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秩序的地摊经济对交通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地摊产业在人群密集处盛行，摊主多数会首先考虑利益将摊位大面积的摆放在道路两侧，原本狭窄的道路上，严重阻碍了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正常通行。
（2）不诚信交易、市场竞争畸轻畸重。地摊经济从业者部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因此许多产品以及服务的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没有固定经营场所而且贩卖的商品质量低下，产品及服务不受相关部门监督，某些不法摊贩为了求得更大的眼前利益而欺骗消费者，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市场基本秩序，打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循环平衡。地摊经济的崛地而起对实体店铺从业者的冲击是最直面的，地摊商品与实体店铺商品在进货渠道、价格、质量相似的背景下，由于实体店铺相较于地摊产业要额外承担店铺房租、店铺水电及部分人工费用，大大提升了商品的成本。由此地摊经济的低成本优势更加明显，低成本低售价等质量三个因素，导致越来越少的国民拒绝走进实体店铺消费。
优化地摊经济，促进地摊经济发展
行政管理层次
（1）保证商品质量的同时适当抬高地摊经济门槛。在商品选择方面，严格控制商品来源、种类以及价格，避免因同行竞争所造成的市场失衡。为防止秩序混乱，应重新规划每位摊主准予摆摊的区域，为其划出明确的界限并强制要求一旦未经其他摊主许可越界，将进行处罚。为保证商品质量，地摊经济从业者的门槛将从侧面提高，政府应明确规定每位地摊经济从业者等相关服务人员需同实体店铺经营者一样，办理健康证等相关手续。对于周边卫生环境，也需做出明确的要求，杜绝各自摊位脏、乱、差等情况，如有破坏环境行为执法部门应当严惩，如此一来不但减轻了环卫工人的负担，保证地摊周边卫生还提高了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总体来看使其成为城市中一道有序、整洁、靓丽的风景。
（2）低收入人群优先化及规范化管理。政府在严格把控地摊数量的同时还应优先考虑低收入人群，地摊经济从业者大多数以解决温饱问题为宗旨，应给予低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优先从业的资格。合理规范摆摊时间，针对国民较多的区域，应严禁晚间休息的时间摆摊营业，否则会严重影响居民休息。车流、人流较多的主要干道上，早晚高峰的时间摆摊相关部门也要加以控制，此时间内易发生事故以及拥堵，地摊经济其本意在于便民，若影响交通就会适得其反。为每一位地摊经济从业者颁发相应的从业执照，改流动经营为固定化经营，若摊主意图更换摆摊区域，应提前半个月向相关部门备案，等待另一区域的重新批准方可换区营业。
宏观经济层次
地摊经济直击实体店铺经济，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总需求的结构，进而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循环结构难以维持应有的平衡。为了使我国的地摊的经济得以稳定发展，需从国民生产总值出发对宏观经济与地摊经济相结合进行系统化的叙述。让社会的低收入人群更好的理解并执行相关政策，同时更好的保护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相关利益，为我国的地摊经济发展求得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地摊经济产业上维持基本稳定的状态。地摊经济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大大解决了当前背景下失业、难就业等问题，短时间内，政府为所有失业人群解决就业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一来造成的经济系统紊乱，会出现人口流失的情况。地摊经济在合理发展的同时，也应当为市场、为国民提供一个有秩序的边缘经济环境。
（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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